
11 月 12 日凌晨,Nvidia 股價在美股盤後交易一度下跌逾 9%,隨後跌幅收斂至 7% 至 8%。引發拋售的並非令人失望的財報,而是《華爾街日報》的一篇報導:Nvidia 董事會正準備解除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黃仁勳的職務,最快可能於當天召開會議,決定他的去留。彭博隨後報導,董事會已與外部公司合作物色潛在接班人,並在考慮是否先任命代理執行長,再展開更廣泛的遴選。

11 月 8 日,黃仁勳在致員工的信中承認對妻子不忠。董事會當天宣布展開獨立調查,但也表示對黃仁勳及其領導團隊抱持「信心」,黃仁勳則在調查期間繼續擔任執行長。11 月 11 日,《紐約時報》報導了第二段涉嫌涉及公司主管的婚外情,讓董事會更迫切需要作出決定。更敏感的是,第一段婚外情的女方被懷疑與外國情報機構有關聯,同時晶片轉運也引發法遵疑慮。董事會表示,現階段沒有理由認為國家安全或公司機密已遭洩露,但會審視所有可取得的資訊。
短短三天內,這位承認婚外情、卻不願主動辭職的創辦人兼執行長,就面臨董事會表決決定去留。然而,從面臨解職表決到真正遭到撤換,關鍵在於 Nvidia 始終選擇不設立的公司治理保障機制。
Nvidia 從未為創辦人築起公司治理「護城河」
在由創辦人主導的矽谷企業中,Nvidia 的治理架構相當特殊。Meta 和 Google 等公司採用雙重股權結構,放大創辦人的投票權,使其在面對董事會和積極型投資人的挑戰時,享有相當程度的保障。Nvidia 自 1999 年上市以來,始終維持單一類別普通股、每股一票的制度,未設立任何強化創辦人投票權的安排。
截至 2026 年 3 月,黃仁勳持有約 8 億 7,060 萬股,占 Nvidia 流通在外股數的 3.58%。他是最大的個人股東,但持股比例低於貝萊德的 7.43% 和 Vanguard 的 7.31%。3.58% 的持股,既不足以單獨決定股東表決結果,也無法阻止董事會作出決議。
解除執行長職務的程序更為直接。根據 Nvidia 公司章程第 32 條,只要現任董事過半數投票同意,即可解除任何高階主管的職務,無論是否具備事由。董事會目前共有 11 名成員,黃仁勳是唯一的非獨立董事,其餘 10 人均為獨立董事。因此,只需六票就足以將他解職,而他自己的一票並不具有否決權。
這是理解當前局勢的起點。過去 33 年來,Nvidia 受益於創辦人集中領導所帶來的策略延續性,卻從未建立防止創辦人遭解職的制度性保障。當個人醜聞讓他的去留成為議題時,黃仁勳並不具備 Meta 或 Google 創辦人所享有的制度性談判籌碼。
誰會接手?
按照規則只需六票就能完成的行動,在實務上卻面臨一個更根本的問題:之後由誰接手?Nvidia 沒有公開揭露的接班計畫,沒有明確指定的第二號人物,也沒有營運長。黃仁勳在 2024 年的一場公開座談中透露,當時有 60 人直接向他報告,反映出公司長期採行的扁平化管理架構。Bernstein 分析師將缺乏營運長視為一項公司治理弱點。《The Thinking Machine》作者 Stephen Witt 的評價更為直接:沒有明確跡象顯示,這 60 人之中誰可能獲得拔擢。
分析師和前員工討論的替代人選,較偏向過渡安排,而非已確立的接班方案。D.A. Davidson 分析師 Gil Luria 認為,財務長 Colette Kress 適合出任代理執行長。她在 Nvidia 任職超過十年,投資人對她相當熟悉,但她的背景以財務為主,不具備黃仁勳的工程資歷。副總裁 Ian Buck 則被視為可能的長期接班人選。他曾參與建立 CUDA,目前負責資料中心與運算業務,並直接與大型雲端服務供應商合作。不過,這些可能性仍僅止於分析師和前員工之間的討論,Nvidia 尚未正式指定接班人。
接班問題的重要性,不只是找到一位合格人選。Nvidia 目前的估值與業務發展論述,尚未形成一套能讓投資人脫離創辦人個人影響力、獨立評估的架構。分析師 Dan Gallagher 的說法是,很難想像由其他人領導 Nvidia;沒有黃仁勳,就沒有人知道該如何為這家公司估值。
抱持較樂觀看法的人則提出另一個比較。Nil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 Dan Niles 認為,黃仁勳對 Nvidia 未來幾年的發展「並非不可或缺」,理由是公司人才底蘊深厚,以及 Apple 在賈伯斯去世後的表現。這個比較有其道理,卻忽略了時點上的差異:賈伯斯去世時,Apple 的核心產品線,即 iPhone 和 iPad,已經確立市場地位,並持續擴大規模。其接班發生在相對穩定的產品週期。相較之下,Nvidia 所處的 AI 基礎設施週期仍在快速擴張,而且高度依賴與全球主要客戶及各國政府的個人關係。在這種環境下,代理執行長既要維持供應鏈、客戶關係與政策協商的延續性,也要投入一場前所未有的競爭。
留任黃仁勳與將他撤換的風險
董事會的選擇,不只是保護創辦人或落實公司治理標準,而是必須同時面對兩組風險。
讓黃仁勳留任的風險正在升高。11 月 9 日,投資人對 Nvidia 和黃仁勳提起證券集體訴訟,指控公司在醜聞曝光前曾以「欺騙性陳述」否認這些關係,妨礙投資人了解其業務風險。訴訟涵蓋於 2025 年 10 月 9 日至 2026 年 11 月 8 日期間買入 Nvidia 證券的投資人。原告的核心主張,在於潛在國家安全風險是否已獲充分揭露。第一段婚外情的女方被指與情報機構有關聯,而公司先前公開否認的說法則被指誤導市場。
撤換他的風險則更難量化。除了沒有指定接班人,還存在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公司治理變數:黃仁勳持有的約 8 億 7,100 萬股中,約 8 億 100 萬股,即 92%,由他與妻子 Lori 共同實益持有。夫妻兩人共同擁有這些持股的投票權與投資決策權,而持股分布於生前信託、不可撤銷信託及兩人的基金會。只要婚姻狀態不變,這些股份的投票權就由兩人共同掌握。一旦婚姻狀態改變,這項權限可能就需要重新評估。董事會可以依公司規則解除執行長職務,卻無法預測這些共同持有的股份,會在下一次董事選舉中如何投票。
外部壓力也在增加。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已公開呼籲黃仁勳辭職。在對中國半導體出口管制的辯論中,他的個人爭議已與加強追蹤晶片轉運的政策討論交織在一起。即使在醜聞爆發前,Nvidia 股價也已因市場擔憂 AI 產業估值,在此前一個月下跌近 20%。這場個人爭議,衝擊的是原本就已脆弱的市場定價環境。
除了 GPU 和 CUDA 生態系,Nvidia 還有另一項核心資產:黃仁勳透過與全球大型雲端服務供應商、各國政府及供應鏈夥伴的個人關係,建立起的非正式信任網絡。路透報導,包括馬斯克和 Oracle 創辦人 Larry Ellison 在內的人物,都曾直接找上他,以取得供不應求的 AI 晶片。這個網絡之所以有效,建立在黃仁勳與 Nvidia 密不可分的確定性之上。
醜聞動搖了這種確定性,並同時造成三道裂痕:個人誠信,涉及婚外情及最初的否認;公司治理的可信度,涉及董事會是否受到誤導,以及獨立調查是否值得信任;法遵的可信度,涉及涉嫌與外國情報機構有關聯,以及晶片轉運疑慮。這些問題交織之下,市場必須重新評估 Nvidia 公司治理與法遵所對應的風險溢酬。
這也有助於解釋,為何盤後跌幅介於 7% 至 9%,而非更大。Nvidia 的晶片需求、未交付訂單與技術發展藍圖,並未因醜聞而改變。投資人重新定價的是圍繞創辦人的公司治理風險,而不是產品競爭力。不過,這項估值折價的幅度與持續時間,取決於董事會如何處理那六票。如果調查認定黃仁勳誤導董事會,折價可能迅速擴大。如果調查結束時未發現系統性隱瞞,而黃仁勳繼續留任,折價可能部分收斂。即便如此,只需六票就可能遭解職的持續風險,仍可能成為 Nvidia 估值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折價。